当前，全球社会正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更是关乎经济和发展的核心挑战。生物多样性支撑着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粮食安全、疾病防控和气候稳定。然而，在不当的补贴、糟糕的政策和气候变化的共同驱动下，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恶化。
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
例如，授粉者数量减少正威胁着全球粮食生产，毕竟约75%的农作物都依赖授粉。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破坏土壤健康、降低水质，还会导致局部气候不稳定，而这些恰恰是人类发展和经济韧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此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风险。这些疾病的暴发往往与环境恶化、森林砍伐以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直接相关——而这些都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我们正面临一个越发凸显的悖论。减缓气候变化对于地球上生命的存续至关重要，然而，若管理不慎，有时反而会加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比如，风电厂和太阳能园区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如果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可能无意间破坏候鸟的迁徙通道，或是损害脆弱的沙漠和海洋生态系统。因此，协调气候目标与生物多样性目标，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势在必行的举措。
我们亟须开展一场全面的全球行动，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到与脱碳工作同等紧迫、同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这不仅要求各方在政策层面加强协调配合，还需要在金融领域进行创新，推动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同时引导私营部门参与其中。
全球认可与政策进展
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认可。近年来，生物多样性这一议题首次被纳入G20公报，全球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经济体系从根本上依赖于自然资本。像“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推出的监管举措，旨在为企业和投资者搭建一个框架，助力他们评估并披露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和依赖关系。这一举措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起到了补充作用，该框架设定了诸如到2030年保护地球30%区域等目标。
然而，尽管政策环境在不断演变，但相关政策的执行工作依旧进展缓慢、缺乏系统性，且资金投入不足。政治意愿必须与实际行动和大规模的资金动员相匹配。
值得欣喜的是，诸多创新的金融工具正不断涌现，同时，区域层面的引领性行动也在逐步展开。
世界银行推出的野生动物保护债券——“犀牛债券”是首批将投资回报与可量化的保护成效直接挂钩的金融工具之一。本案例中的保护成效具体就是南非黑犀牛的种群数量变化。该债券作为一笔规模达1.5亿美元的影响力债券，彰显了基于成效开展生态保护融资的潜力。
在拉丁美洲，巴西正牵头推进建立“热带森林永续基金”（TFFF）的工作。该基金计划筹集1250亿美元资金，旨在为那些森林砍伐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雨林国家提供长期资金激励。倘若这一基金能够成功设立，它将把热带森林保护纳入主权融资机制，从而重塑热带森林保护模式。它还可以成为应对其他紧迫自然相关挑战的融资典范。
在生物多样性相关讨论中，中东地区往往鲜少被提及，但如今正慢慢成为值得关注的区域。沙特阿拉伯正开展沙漠生态系统修复工作，并向保护区重新引入7000多只动物，包括阿拉伯叉角羚、山羚和努比亚盘羊。该国的国家野生动物中心已成为这一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阿联酋也在大力保护关键的红树林和海洋生态系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更广泛的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阿联酋女性如今担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这体现出该地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领导力的承诺。
这些行动与气候外交推进紧密相关：埃及成功主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阿联酋接棒主办了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沙特也将承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UNCCD COP16），且一位埃及女性担任该公约的执行秘书。当前，相关行动势头正盛，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合作正在加强。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融资中的领导地位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也展现出越发坚定的承诺。2022年，中国银行发行了全球首只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募集18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有利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修复项目。此外，中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了“30×30”目标（即2030年陆地和水域保护面积达到30%），包括大规模的生态系统保护区域。
中国借助“蚂蚁森林”等数字工具大规模推动公众参与绿色行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已支持种植4.75亿棵树，成为公私合作助力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又一范例。通过将保护行为游戏化，蚂蚁森林等平台正在催生一种基于科技与社区的新型公民气候行动模式。
填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
尽管各方的努力成效显著，但言辞承诺与实际成果之间依旧悬殊。保尔森基金会《为自然融资（Financing Nature）》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存在约7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这一数字乍看惊人，然而却低于全球每年碳酸饮料的消费总额。
为填补这一资金缺口，我们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 改革有害补贴：有害补贴改革是填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的最大契机。每年约有5420亿美元资金被用于农业、渔业和林业补贴，但部分补贴却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损害。若能对这些资金，特别是那些对生物多样性危害最大的补贴进行调整，将其用于激励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则不但将使大自然受益，还能缓解气候变化并改善粮食安全状况。
● 通过赠款、混合融资和主权担保等方式，扩大公共和私营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规模。
● 开发市场机制，如生物多样性信用和绿色债券，将资本投入与保护成果挂钩。
● 完善监管框架，要求披露自然相关风险，并激励企业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风险规划。
● 促进全球合作，汇聚各国在知识、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力量，特别是为南方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支持。
结语
生物多样性丧失正演变成一场日益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绝非单一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不受地理边界的局限。它不仅给生物物种带来沉重打击，更对人类的经济和医疗体系以及地球的生态韧性构成威胁。然而，风险之中也蕴含着机遇。自然融资能够成为连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桥梁，催生一个以自然保护为繁荣驱动力的全新时代。
中国凭借创新工具、监管规划以及公众参与，能够帮助明确“自然向好型”经济的内涵与特征。通过各方携手合作，公共部门与私营领域的参与者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以往的事后考量或次要考虑事项，转变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柱。
当我们重新畅想金融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让我们怀揣着地球所急需的紧迫感付诸行动，清晰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绝非奢侈之举，而是势在必行。
（作者系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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